1984年2月26日晚7时25分，央视中断了正在播送的国际新闻，改而临时插播中央关于一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那是步鑫生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1934年1月，步鑫生出生在钱塘江口海盐县一个裁缝世家。
步家裁缝铺在当地原本赫赫有名，但步鑫生9岁时，爸爸病逝，从此家道中落。
步鑫生11岁才上小学，他体弱多病但活跃好动，瞒着妈妈去江里游泳，马路上滚铁环踩高跷，喜欢踢球;文静方面步鑫生也是小能手，会打腰鼓，美工比赛拿过1、，可以用口琴吹一百多首曲子。
步鑫生辍学后跟着堂哥学裁缝技术。
他聪明好学，技术一流，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都爱找他做衣服，节日，步鑫生常常加班到深夜。
空闲时间，步鑫生最喜欢读《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他感觉保尔身上刻苦、倔强、要强的特质跟自己非常像。
这跟妈妈对他的评价颇为一致：命硬，个性强。
1956年国家搞公私合营，步家的荣昌裁缝铺就此合作化。
22岁的小裁缝成了武原缝纫合作社的负责人。
两年后他在大办钢铁运动中被调任至安吉县邮局晓丰支局，直到1962年，才重新回到红星服饰社(海盐衬衣总厂前身)做裁剪师傅。
▲1958年在武原缝纫合作社工作的步鑫生据早年就与步鑫生相识的林坚强回忆，上世纪70年代初，步鑫生就已表现出十足个性：胆子大、悟性高、方法多，主观意识非常强，觉得不适当的事，即使是顶头上司，也敢当面顶撞。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小个子、穿着考究的精瘦男性说话时不停挥动手臂，神采飞扬。
这个时候的步鑫生，已经由于敢想敢说特立独行，成为厂里的争议人物。
红星服饰社是家县属集体企业，十几年进步毫无起色。
改为海盐衬衣总厂后经营僵化，养了很多闲人。
步鑫生看不过去，当车间主任时，他就提出建议：多劳多得，要在薪资上进行奖励。
这在当时是异想天开，甚至有点大逆不道，自然没领导采纳。
1979年，业务突出的步鑫生当上了海盐衬衣总厂负责生产的副厂长，两年后升任厂长。
他盘算了多时的改革手段，终于可以付诸实践了。
厂长的日子更不好过。
步鑫生接手的衬衣厂，全厂固定资产只有2万多元，年收益5000元，发不出老工人的退休金。
生产上不去，步鑫生感觉是大锅饭搞的鬼。
干多干少一个样，哪个还肯卖力气干活?彼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效果，他活学活用，非常快上马了一整套大刀阔斧的改革手段。
一是借鉴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联产计酬制。
做多少衬衣，拿多少工钱，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大锅饭的僵化体制被打破，一些技术熟练的学徒拿到了超产奖，生产积极性大为提升;二是改革劳保福利规范。
职工请病假，他亲自核实假条，一天只发四角生活费，根除去泡病号的时尚病;三是砸了铁饭碗的用工规范。
规定严重干扰生产秩序、屡教不改者除名，不考虑商品水平、态度恶劣者除名。
尽管是技术出身主管生产，步鑫生在销售上也颇有头脑。
衬衣厂以前主要业务是代工，给美国日本生产过衬衣，也做过阿拉伯大袍。
但步鑫生觉得，贴牌加工收益太薄，饿么饿不死，发么发不了。
他决定创牌子，创了牌子价格就能自己定。
早在1974年，步鑫生就曾带人到上海的衬衣厂参观学习，把服饰厂的进步方向瞄准了彼时江浙尚属空白的衬衣业务。
掌管衬衣厂后，步鑫生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衫款式、花型的变化，设计我们的品牌。
最早打出名号的是双燕牌衬衣，1980年，双燕成功闯入时髦前沿大上海，并由此辐射全国20多个省市，全国各地驻上海的采购员纷纷到海盐看样订货。
此后，同样由海盐出品的三毛牌儿童衬衫和唐人牌男式衬衫也在市场上打开了局面。
外地服饰进到上海场，步鑫生的衬衣厂是第一家。
为了抢占服饰销售的制高点，步鑫生在大上海打起了招牌。
当时淮海路人民广场只有三个大型霓虹灯广告，一个是三洋电器，一个是中国牙膏，还有一个就是双燕衬衣。
而从上海出发的火车，沿线到处都能看到海盐衬衣厂的广告。
为了扩大销路，衬衣厂每年还要举办订货会、展销会。
据步鑫生晚年回忆，他当时搞出了几十个集体企业的全国第1、譬如搞企业宗旨全国第一，搞治厂精神全国第一，搞厂庆厂服厂歌全国第一但非常重要的，还是率先打破了大锅饭、废除去平均主义。
但当时他并不了解这就叫改革。
直到1983年，步鑫生才首次从报纸上看到自己被叫做改革者。
他感觉这个词儿非常新鲜，而对于我们的举措，此前他一直用家乡土话描述，叫破旧立新。
回望三十年，步鑫生的破旧立新有太多。
他组建了全国第一支厂办时装表演队，作为活广告在展销会上登台亮相，并应邀在北京餐馆、民族文化宫专场表演，引起哄动;他设计厂标、制作厂徽、统一厂服、谱写厂歌，举办一年一度的厂庆;他花几千块在厂门口种植六棵龙柏，为了接待外宾搞了150平方米的现代化自动接待室。
厂里每年都要组织看样订货会，步鑫生从上海租下5辆小轿车，往返上海、杭州等地机场、车站、码头专程接送顾客，轿车在县城内招摇过市，十分显眼，而当时海盐县县委政府也只有一辆北京吉普车;去新疆看样订货，按常规坐火车来回半个月，步鑫生说耽误不起时间，于是改乘飞机，三天完成任务。
衬衣总厂接待顾客要上三菜一汤，目前看来不免寒酸，当时却远超接待标准。
某次步鑫生沏了杯绿茶接待来考察的领导，他们大拍桌子：买茶的钱从什么地方来的?!尽管招待费来自厂里卖边角余料得来的成本，但在当时，严格说来依然不合规定。
步鑫生对此的态度是，红头文件合法不合理，所以我需要要打破它。
在一个四处是条条框框的环境下，冒天下之大不韪，他的处境不言而喻。
告状信满天飞，说他比资本家还资本家。
但步鑫生不在乎：这是为了企业进步，公司形象不好哪有顾客?没顾客哪有订单?他表示自己非常想得开：大不了回家做裁缝。
最大的争议还是他打破大锅饭、砸了人饭碗。
步鑫生开除工人、严格审察假条，还砍掉了三分之一的行政职员去充实生产一线，让人骂成举着鞭子的资本家。
1982年，县里一位副书记写了个条子托人带给他，步鑫生一看：劳保福利、固定薪资都是国家红头文件规定的，要改回去。
他当场撕了条子，什么改回去，薪资发不出你来发?当年新华社的报道《步鑫生的上下内外观》，可能相对准确地描述了他当时的境况和风貌：对下不怕后进群众吵闹;对上不怕错误领导的重压;对外不怕社会上的闲言碎语;对内不考虑亲友的劝阻。
有时候，专制强硬的步鑫生确实像个独裁者，他的做法被总结为两点：一是工厂就要厂长说了算，二是要让企业家当厂长。
里里外外到底得罪了多少人，步鑫生自己也数不清。
但铁腕改革的效果有目共睹，生产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企业效益愈加好。
据《海盐史志》记载，1983年，海盐衬衣总厂生产衬衣100多万件，工业总产值达到1028.58多万元，收益58.8万元，上缴国家税款49.5万元，分别比改革前的1978年增长4.3倍、4.2倍和2.6倍。
海盐衬衣总厂由此成为海盐县首家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也是当时浙江最大的专业衬衣厂。
企业做大了，步鑫生这个充满争议的厂长也引起了关注。
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以《企业家之歌》为题对步鑫生进行了报道，文章占了整整一个二版，基调是对改革者的一定和赞美。
这也是步鑫生首次听说改革两个字。
当年9月，新华社浙江分社记者童宝根获悉步鑫生事迹，敏锐知道到这是个话题人物。
他非常快深入厂内采访，获得了很多一手材料，当然，褒贬皆有，毁誉各半。
童宝根感觉内容有点敏锐，不适合发公开稿。
11月5日，题为《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的调查报告以《国内动态清样》的形式发布。
这是新华社内参的次高级别，主要供省部级以上领导参阅。
内参引起了当时国家领导人胡耀邦的关注，他写下批示：海盐县衬衣总厂厂长步鑫生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努力革新的精神值得倡导。
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讲，步鑫生的经验应当是一剂治病的良药。
10天后，内参被改写成长篇通讯，向全国发了通稿。
而通讯的编者按，正是胡耀邦的这段批示。
一时间，全国各地所有党报头版都被步鑫生占据。
事情随后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
步鑫生以一贯的专制作风撤了工会主席的职，一时间引发轩然大波。
《工人日报》就此发了一篇内参，列举了步鑫生包含包含拉拢记者、自我吹捧在内的14条罪状。
内参第三引起胡耀邦看重，他做出批示，责令新华社会同浙江委作深入调查。
调查结果对步鑫生作出了一定，称改革需要拥有大胆革新精神的人去推进。
这类人有些跑过码头，敢作敢为，但也存在如此或那样的问题。
对他们不应苛求。
胡耀邦在调查报告上第三次作出批示：抓住这个引导大家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进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被如此定为榜样之后，步鑫生想不红都不可以。
步鑫生非常快成了风云人物。
1984年2月26日，新华社第三播发通稿，大力主张步鑫生的改革革新精神;当晚，央视中断了正在播送的国际新闻，播出了中央关于一定步鑫生改革精神的消息。
向步鑫生学习的热潮霎时间席卷全国。
1984年3月9日到4月15日，仅新华社就播发了关于步鑫生的27篇报道，共计3万多字;据统计，除去国家领导人，步鑫生出目前《人民日报》上的次数，至当时为止仅次于雷锋。
造神运动由此轰轰烈烈展开。
1984年5月，经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提名，步鑫生被增补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用过的裁布剪刀被收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全国各地的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甚至文静团体纷纷邀请步鑫生前去演讲、介绍经验;步鑫生还被评为1984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
步鑫生当时的大红大紫，譬如今的马云过之而无不及。
来参观的人天天潮水一样涌向盐城，据步鑫生回忆，当时作巡回报告和接待参观者已经成为他的主要工作，因为分身乏术，有关部门规定，只有厅局级以上的参观者才能见到步鑫生本人，别的人只能被组织起来集体听录音报告。
日后叱咤商界的鲁冠球，彼时差点也只能听听录音。
当时他刚刚用自己家里两万多块钱的苗木做抵押承包了工厂，怀揣着《人民日报》从萧山来到海盐取经，未料由于级别不够被保安拦在门外。
最后是靠《浙江日报》记者周荣新引荐，才获得了15分钟的宝贵交流时间。
娃哈哈集团开创者宗庆后过去回忆说，自己刚创业那会儿，步鑫生已是炙手可热，不少人排队想见他，而我只不过个刚刚创业者，还轮不到。
尽管未能谋面，步鑫生的改革故事和他创作的一系列改革格言，还是给当时无数白手起家的民营企业上了一堂生动的启蒙课。
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的分配原则，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的生产方针，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的管理思想，靠牌子吃饭能传代、靠关系吃饭要垮台、哪个砸我的牌子，我就砸哪个的饭碗的经营思路，这类顺口溜朴素通俗又极具操作性，被很多企业挂起来当作标语口号。
约见步鑫生的甚至还有港商。
1984年，香港东昌航运的主席何兆丰与步鑫生在上海会面，邀他去香港创业，表示想提供资金、厂房和设施。
步鑫生说，单是为了个人利益我会答应，但我不可以去，由于目前的我已不是我了。
彼时，步鑫生已经与改革画上了等号。
他多次对参观者表示：我是改革厂长，中央给予一定的。
支持我就是支持改革，反对我就是反对改革。
与其说他狂妄，不如说他被舆论狂潮裹挟至此、无从选择，正如他向何兆丰表示我要对中央对胡耀邦同志负责，也要对全厂近千名职工负责。
当年的步鑫生热，无疑是对特定年代特殊背景的一种契合：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了巨大成功，改革重点需要向城市转移。
但在以扩大企业自主权、推行厂长负责制的过程中，混乱随之而至，经济飞速过热，中央于是又开始了对经济范围犯罪的严厉打击，改革一度陷入僵局。
横冲直撞的步鑫生，意料之外而又势必地成了破局者，多年后，步鑫生说，是年代选择了自己。
1984年，步鑫生登上神坛。
而这一年，也是他从巅峰滑落的开始。
这一年，西服市场红火起来，全国很多企业都开始了西服生产。
县里一位主管局长需要海盐衬衣厂也要上马一条三万套规模的西服生产线。
步鑫生推辞再三，但最后考虑到局长会抹不开面子，于是点头答应。
结果他们需要规模从三万套改为六万套。
待到六万套的报告送到省里，主管全省工厂的厅长看后表示：步鑫生是全国模范，要做就做最大的。
步鑫生问：什么是最大的?领导答：30万套。
没任何市场调查或评估，生产线的规模从三万套层层升级为30万套，18万USD的预算也随之变成了80万USD。
不久后，一幢6000平米的西服大楼破土动工。
尽管有国家外汇支援，但对于当时固定资产只有50万的海盐衬衣总厂来讲，依然是个无底洞。
步鑫生后来回忆说，大楼开建后，厂子已经是负资产;建好后，负债高达80万USD。
被光环笼罩的步鑫生刚开始并未知道到危机。
1985年3月，他还以成功改革家的姿态，购入了上海绿杨领带厂的13万条领带，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而此时，他的工厂里也积压着10万多条领带。
一年后，因无力付款，海盐衬衣总厂被告上法庭，最后以厂里运货卡车被法院拉走抵债了事。
更大的危机是，因为国内消费市场出现周期性的萧条，西服市场急剧萎缩。
步鑫生的生产线还没有建成，全国的西服热已经过去，生产的西服根本卖不出去。
他陷入慌乱，甚至宣称，凡武原镇居民，只须出资1000块，就能进衬衣总厂当工人。
而那些西服不能已只能底价销售，一时间，镇上卖菜的小贩也都穿上了西装。
1986年，省二轻厅负责人称西服热已过去，需要生产线下马。
步鑫生则要再坚持两年，等到西服热卷土重来就能重新抢占市场。
双方发生激烈争执，当年9月，步鑫生被送往浙江大学深造学习，由县二轻工业公司掌门人代理厂长。
这年冬季，步鑫生在浙大写了一首回顾经验教训的打油诗，其中几句是：东风吹来纸老虎，小人趁机放冷箭;从中发难起浪头，伪君乱中捞稻草。
1987年3月，步鑫生又被需要回厂整理烂摊子。
此时，西服线厂房、设施已被卖掉，厂内部分技术职员被放走，企业债务累累。
之后，他立下军令状：给我3年时间，我要使海盐衬衣总厂恢复生机，重新起飞。
为了探寻一种卧薪尝胆的感觉，步鑫生还戒了烟，表示：厂里状况不好转，我就不再抽烟。
次年1月13日，步鑫生与厦门一家公司草签了一份合同，预计税利收入160万元，可抵掉全厂亏损的一半。
他松了口气，吸上了军令状后的第一支烟。
未曾想，两天后的清晨，步鑫生从中央电台广播中听到了自己被免职的消息。
他第三登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只是，这一次的标题是：《暴力专横、讳疾忌医。
步鑫生被免职。
债台高筑的海盐衬衣总厂正招聘经营者》。
被免职后，步鑫生含泪离开海盐，北上创业。
这个叱咤一时的风云人物，彼时连差旅费都十分困难，只能靠亲友资助。
随后他辗转北京、盘锦、秦皇岛多地管理企业，试图东山再起。
他专门选择那些快破产的厂子，说，我就是要争气。
在北京，步鑫生把一个儿童服装厂改成了衬衣厂，创出了金宝路品牌;在辽宁盘锦，他生产出的阿波罗衬衫广受追捧;1993年7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秦皇岛步鑫生制衣公司出目前渤海之滨。
筹办制衣企业的过程极为艰苦，资金紧张，人才匮乏，步鑫生为此四处奔波，饱受炎凉，他还曾三下江南，组织专家对商品进行包装设计和品牌定位。
有报道称，建厂初期，步鑫生天天提前20分钟站在工厂门前，微笑迎接上班职员，跟当年在海盐衬衣总厂一样。
2001年9月4日，步鑫生因患肿瘤切除去肾脏、脾脏。
他决定退休，而后定居上海，不愿归乡。
故乡海盐，有着说不尽的辛酸往事，他不敢去碰。
当年采访报道他的记者周荣新说，步鑫生心里有非常深的结，当年的扩张是政府催促搞的，出问题了，却全部怪罪在他的身上，不给他留一点的后路和尊严。
晚年同意采访时，步鑫生常常被问到当年西服上马一事，他非常坚决地表示，西服生产线的错误上马是人为导致的，我步鑫生问心无愧，没失败。
假如必须要说失败，那是某些人头脑发热的失败。
他的语气颇有哀怨：我不想搞西服，一会儿叫我小搞搞，一会儿叫我搞全国最大的，最后搞到资不抵债。
企业改革不能离开政府提供的大环境，正是政企不分致使了西服项目的失败。
著名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谈起步鑫生时说，市场化企业的成长，需要打造在产权明确的首要条件下，不然，即使是一个天才型的企业家仍然难有作为，步鑫生现象无非是无数例证中的一个。
无论成败，这个在经济改革大潮中冲锋陷阵的先锋人物，给中国企业和企业家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经验财富。
财经作家吴晓波说：没步鑫生这一代人的勇气、敢闯，就没下面的企业家，更不会诞生那样多首富。
国企承包第一人马胜利曾宣称：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搞起改革的。
青春宝开创者冯根生觉得，步鑫生最大的贡献，是告诉大伙这里有地雷，那里有漩涡，绕过去。
后来交情颇深的鲁冠球，则一直记得步鑫生讲给我们的那句话：咱们是靠办厂子吃饭的，离了这一点，真的一钱不值。
2013年底，步鑫生癌症复发。
大手术前，他将朋友亲人叫至身边，留下了两封信。
一封携带典型的步鑫生风格：手术出现所有后果由本人承担，家人和朋友不能对大夫有半点不敬!另一封信则是写给海盐县：将我们的字画、信件等物品，全部捐献给海盐县政府。
漂泊二十余年，家乡海盐是他的痛，也是他放不下的念想。
熬过了大手术的步鑫生，于2014年6月回到海盐定居，并遵照诺言，将珍藏的所有珍贵字画、印石、证书、信件和生活用品等捐给当地政府。
其中一幅字画，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卖到了30万美金，而步鑫生的晚年生活，并不富裕。
▲林坚强/摄据采访过步鑫生的记者回忆，手术后的步鑫生说话时依然手舞足蹈，神采飞扬，声音十分洪亮。
而在好友林坚强的印象中，即使到了情况非常差的时刻，有老友探望，步鑫生也坚持出院回家接待，并且换上白衬衫、西服，还要系上领带，保持着一贯的整洁、体面。
2015年6月6日7点30分，81岁的步鑫生在家乡嘉兴海盐病逝。
这个用一把剪刀剪开中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序幕的先锋人物，自此长眠于见证了他传奇起落的故乡。
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给自己挑选好湖蓝色衬衫、蓝色领带和西服，怕儿孙打不好领带，步鑫生还亲手提前打好，他要最体面地离开这个让他无限激情又无限忧伤、给他至高荣光又给他很大羞辱的世界。
